他曾经是“公知的大本营”（原话）某某周末的首席评论员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一个知名的“恨国公知”，可是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，他的认知完全变了，可以说是彻底觉醒了。 他有着光鲜的学历和极好的文笔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他有着完全西化的认知。 在最初工作的两年里，他发表了一系列“恨国公知类”的文章，很快，就引起了南方某报刊的注意，将他挖去做了首席评论员。 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能想象得到，在九十年代、本世纪初的那段时间，正是公知最呼风唤雨的巅峰期。 作为某某周末的首席评论员，他在报刊上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，大有睥睨众生的气势。 彼时中国的大学校园，一些读了几本“西方经典”的教师和学生，以及一些留学西方的海归，自以为窥探到了世界的真相，掌握了人类社会的真理。 这些英美道路的忠实信徒，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英明，对中国的一切都说三道四，似乎不听他们的，中国就没有什么出路。 大学校园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在态度上是热情的，在思想认知上却是幼稚的。因为他们的认知都来源于书本，却脱离了社会现实。 于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二分法：凡是符合西方的“民主自由”那一套的，就一定是对的，反之都是错的。 道理也很简单，此时的中国，正处在飞速发展的前夜，与正处在发展巅峰期的西方各国相比，落后是显而易见的。 于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出来了，西方发达，所以他们的道路肯定是对的，我们落后，道路一定是错的。 他们不去想想西方之所以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殖民掠夺，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，只是片面地认为我们一定要全面学习甚至照搬西方。 当时的整个公知群体，就是秉持这样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，用这样的一套方法论去评判各种社会政治、经济现象。 他们以批评政府、唱反调为己任，似乎只有这样，才显得自己有多么高明，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。 这些在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可笑的言论，当时可是大受欢迎的。 我们的这位首席评论员李铁先生，正是借着这股“东风”，成了一时风头无两的知名公知。 这样的公知有多么炙手可热，只要翻翻当时的报刊、讲座、论坛以及网络文章和视频，就能一目了然。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公知，如高某松、茅某弑、方某子、张某迎、许某年、易某天、胡某立等等，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。 当然，社会是向前发展的，人的认知，也会随着环境的改变，而出现变化。 如今，上述的那些公知，除了几个偶尔出来蹭蹭热度、而被露头就打之外，基本上都已销声匿迹。 认知是否改变咱们不知道，但当前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逻辑去走却快速崛起的社会现实，已经狠狠打了他们的脸。 李铁是最先清醒的那批人之一。在他自己开始做实业以后，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认知是多么愚蠢。 他说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，也许是真的比别人高明。因为自然科学是实实在在的知识，它的脉络很简单，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，你掌握了比别人多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你就一定比别人更优秀，比如那些科学家。 但在社科领域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 社会科学的脉络太复杂了，而且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。你读了几本书，就自以为掌握了指点江山的本领，就照本宣科地应用于实践，结果你会发现，大错特错了。 比如在 经济领域，它应该是一种实践智慧，不存在能够照搬的模板。 不存在你读了几本经济学，在实践中就是对的，在一个复杂的“实践智慧”面前，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是无知的。 典型的例子比如炒股，实践中你会发现那些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，炒股的业绩甚至都不如一个大妈。 因为明明大家在商业上都是无知的，大妈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她就能小心避坑，而知识分子很傲慢，认为自己什么都懂，结果当然就悲剧了。 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道路也是一样，自古至今都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。西方的那套发展逻辑表面上看是成功了，但中国能不能复制？ 答案当然是不能。 早在几十年前那些老一辈领导人，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，而且当前中国的发展实践，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。 而我们社科领域的一些知识分子，真的是“读书读傻了”，以为读了几本书就能洞察社会的一切奥秘，这真的是一种幻觉。 之所以出现这些幻觉，一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从小就是学霸，智商一流，从而形成一种天然的“理性傲慢”。 二是把自然科学知识和社科知识混为一谈。 自然科学知识是实实在在的，多掌握当然就会明智，但社科知识变量太多了，你分析的头头是道的逻辑线，可能只是万千逻辑线的其中一条，你只把这一条当作真理，岂不是很愚蠢？ 三是他们搞不懂“实践出真知”的道理，而即使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因为影响这个结论的前提条件和变量太多了，你照抄照搬，结果就可想而知。 古有赵括纸上谈兵而招致全军覆没，马谡照搬兵书而大意是街亭，都是照抄照搬的悲剧。 社科知识分子要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是空谈，承认体制内的那些治国精英一定比这些读死书的知识分子强，承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西方完全不同，承认
